这个其貌不扬的包裹很有份量，引起了快递的注意，他无意中发觉这个包裹中内藏枪枝、火药、手榴弹。即使在德克萨斯州这样拥枪率高达35.7%的地区，这样的包裹还是会引起送货人员的警觉。
德州人爱枪，甚至有著名的枪枝展示大会，盛况就像书展一样，掌心雷式的袖珍手枪、狙击枪、到枪与常见的步枪，塞满了展示会场，也常在德州街头出现。
他们很快就发现收件人只是冰山一角，整个卡梅尔山周边地区的枪枝流通现象都十分异常……
原来，在韦科镇靠近卡梅尔山地区，有个成立了50多年的宗教团体“大卫教派”（The Davidians），这是由1934年的维克多·豪迪夫所创设的基督新兴教派“牧羊人之杖”（Shepherds Rod）经过多次分裂发展而来。
1955年，创办人豪迪夫去世，继承者佛罗伦斯·豪迪夫于宣称1959年耶稣基督将会第二次降临，世界即将迎来最终末日审判，于是许多追随者放弃了世俗的生活，变卖家产，以简陋的帐棚、拖车住在教团的中心等待耶稣再临。
耶稣没有降临，这样的末世预言自然而然失败了。教会的控制权从豪迪夫家族转移到班杰明·罗登（Benjamin Roden）之手，并在他过世之后，由妻子露易丝（Lois Roden）接手。
到了1987年，露易丝去世。由于她认为自己的儿子乔治·罗登（George Roden）不适宜成为主掌教会的先知，因此长期培养维农·豪威尔（Vernon Howell）作为继任者，然而，乔治并不认同母亲的决定，决意取得教会主导权。
乔治·罗登因此与维农·豪威尔杠上，教会分裂，豪威尔一派从卡梅尔山迁移到德州的帕勒斯坦。
即使分裂，两方仍然对于卡梅尔山教会的主导权僵持不下，乔治·罗登甚至由教会的墓地中挖出骨灰盒，要求以“死者复活”的神迹一较高下。谁能将死者复活，谁就能够主掌教会。
在这堪称斗法的疯狂事件中，豪威尔向警方指控罗登亵渎尸体，企图扳回一城。为了取得证据，他带着另外七名武装同伙攻进卡密尔山教堂，同样坐拥军火的乔治·罗登也毫不犹豫迎击，两方遂起激烈枪战，持续了20分钟，才因地方警力介入而停火。
武力冲突之后，豪威尔为首的八人被控以谋杀，但除了豪威尔外的七人都被宣判无罪，反而是坐拥卡梅尔山教会的乔治，以性病诅咒侮辱、威胁他认为可能偏袒豪威尔的法庭众人，因此入狱。
这样一个夸张神迹、家族继承并且将武装视为必要的教会，有如黑帮的作为，自然容易产生纷争与分裂。
到了1989年，教会分裂的局面终于以戏剧化的方式画下句点——乔治·罗登用斧头杀死了一名大卫教徒韦曼·戴尔·阿戴尔（Wayman Dale Adair），因为阿代尔宣称获得自己是弥赛亚的神谕。
当乔治·罗登以精神错乱作为谋杀辩护并被送入精神病院之后，豪威尔终于回到大卫教的卡梅尔山教会掌权。
在乔治·罗登的疯狂行径之后，若以为由豪威尔主持的大卫教会终于能够潜心于追求宗教的慰藉、灵魂的安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豪威尔是一个比乔治·罗登野心更大，欲望更加膨胀的教会领导者，他将把大卫教会带向一个更疯狂的方向。
1990年，豪威尔向加州法院提交请愿书，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卫·克瑞熙（David Koresh，一译作考雷什），这固然是想摆脱过去诉讼的名声，但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他要以新的面目，展开一连串计画。
他从“登基”后便着手进行造神运动。不但自称耶稣基督转世，拥有神力，甚至以战神自命，结合末日圣战的宣传，让信徒们认为只有效忠于他，并且为教团奉献之人才能上天堂。
他更宣称上帝命令他与教会内的妇女生育，因为末日之后，将由他与他的血脉统治世界。
“我为众人承担的负累，不是为了自身的欲望，而是要建立更好的国度。”在他柔和而坚定的话语之下，大卫教教徒的婚姻关系全都废止，男女必须分开居住，惟他有资格拥有妻子。
教会中所有女性都是他精神上的妻子，而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则称为肉体上的妻子。在教团中，甚至10岁开始就有可能被选定为克瑞熙的配偶，并且于11至14岁之间与他发生关系。
这还不包含许多因荣耀上帝而被丈夫、父亲献上的女性，以及自愿与他发生关系的女教徒。这些女性也为他生下许多孩子，在教团中抚育。
他将教会的众多土地出售，于卡梅尔教团中心建筑了“天启庄园”。在他所描绘的庄园中，人们清晨跑步，闲适地谈天说地；到了夜晚，则秉烛畅抒己怀，以平静安宁的信仰生活充实心灵。
克瑞熙擅长吉他，过去以悠扬的歌声传教，甚至有些信徒最初不是受到信仰感召，而是源于对音乐的喜爱加入这个团体，因此，在愉快放松的氛围中，这样美好的愿景说服了许多人，深信此处能够获得救赎。
但实际上，天启庄园一直笼罩着暴力的阴影：克瑞熙以军事方式管理、统治这个教会，教会甚至建筑地下掩体，非法囤积大量AK47、机关枪、冲锋枪与手榴弹，有如武装的堡垒，甚至连教堂的外观都像是高耸的守望塔，有哨兵看守、戒备着敌袭。
除了让信徒晨起阅读圣经，作为教会主导者，克瑞熙也不断宣扬战争与武装的重要性，放映如《前进高棉》、《第一滴血》这类与越战相关的电影，将这一切奉信仰之名，以末日包装，让信徒们无畏战斗并甘于殉道。
许多人是从父辈、祖辈就开始信仰以为核心的大卫教，教会已经跟他们的家族密不可分。对这些从小就浸淫在思想的信徒们，克瑞熙的主张，只是增添更鲜明的末日细节与武力对策，信仰的根本并未转变。
教徒们不断想像世界末日的恐怖未来、战争的无情，恐惧的同时还被灌输唯有为教会奉献一切、清苦修行、放弃世俗欲望才能获得最终救赎的观念。
他们逐渐养成了顺从与信服克瑞熙命令的习惯，在资讯管道单一且闭塞的环境中，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到了后来，克瑞熙甚至掌控了所有教徒的日常从饮食、阅读、娱乐活动到旅游地点。他会发表数小时的宣教，途中禁止饮食、睡觉，甚至不允许离席上厕所。
他鼓励信徒将所有财产转移给教会管理，这些信徒没有经济与生活的自由，个人独立的存在逐渐消失，转化为由克瑞熙操纵的团体零件，听任他的摆布。
1993年，从邮寄军火包裹衍伸的调查终于取得了进展，ATF认定这个区域的大卫教教会至少拥有超过150件武器与超过8000枚弹药，即使部分取得了合法执照，仍有许多掩藏在执照之下的非法军械。
他们想要搜查大卫教的本部，但大卫教与本地居民关系良好，就连当地的法官都认为大卫教所存在的武装是合法的，反观ATF在半年前才因为红宝石山脊案武力使用过当备受舆论攻讦，因此窒碍难行。
即使如此，ATF将大卫教可能有改造枪枝的报告上呈之后，法院还是给予他们针对针对大卫教徒枪枝搜查的权力。这道搜捕令于1993年2月25日开出，允许ATF在2月28日上午六点至十点进行逮捕。
然而，一位地方电视台的记者在跟当地邮差问路时，泄漏了ATF的行动时间，好巧不巧，这名邮差正是克瑞熙的姻亲，消息很快传到大卫教内部，也让原先埋伏在大卫教中的ATF探员知晓，赶紧逃出庄园向ATF回报。
ATF行动就此见光死，这么一来，两方都知道冲突一触即发。在这种状况之下，无论是谁先开枪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双方各执一词，都宣称是对方率先挑衅，才不得不进行还击。
大卫教内部立刻武装起来，对ATF先遣探查的三架国民警备队直升机开火。在ATF攻坚过程中，从东西两侧夹击的突袭探员成功进入院落之中，甚至对屋内投掷震撼弹。
参与这场突袭的成员大约80多人，包含ATF的突袭队成员与国民兵，ATF不断推进，大卫教也强烈抵抗，然而在火力比拼上，ATF却不及大卫教的准备，交火45分钟后，ATF已经感到左支右绌，弹药不足。
于是在不到两小时的上午11点半左右，双方终于透过了大卫教的律师与司法部门的治安官斡旋达成停火协议。
不幸的是，这场枪战已经造成4位ATF队员、大卫教5名信徒死亡，而在停火协议六小时后，又有大卫教信徒因为攻击ATF突袭队员而遭击毙。
在枪战之后，查缉枪枝的ATF与坚守庄园的大卫教陷入僵局，克瑞熙也发表谈话，更强调自己信仰的坚定，也鼓励信徒“度过这样的难关，才证明我们配得上即将获得的奇迹救赎”。
由于攻坚过程中有联邦探员死亡，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必须介入调查，居中协调。他们派出二十多位谈判专家，希望以克瑞熙为首的大卫教徒能够自发走出这座天启庄园。
事情也一度有转机。克瑞熙同意以公开在国家电台播放他宣道阐明自己立场的录音为条件，离开庄园；不过，在录音播出之后他却食言了。
虽然他自己并不打算兑现诺言，但也同意让庄园中19名15岁以下的孩童离开，即使他们的父母仍留在大卫教中。当僵持一周后，谈判人员询问他何时会释放剩下的23名孩童，得到的回答是：“剩下的都是我的孩子。”
这不只令外人担忧，也令人怀疑大卫教中的情况。在FBI内部的意见纷歧，有人主张安抚劝离，持续怀柔，因为“不能用武力进逼。你越是强迫，他们越认为这是信仰的试炼”；也有另一方举琼斯镇为例，主张尽快救出人质，以防教主带领信徒不分老幼的惨剧再次重演。
私藏大量危险军火、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教主自称耶稣基督、威胁信徒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大卫教会”是如此的疯狂，美国政府、FBI跟ATF都知道，但他们却不能随心所欲铲除大卫教会。
因为美国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障人民拥枪权利，人人在法律前皆平等——即使他们是教主与信徒，在没有足够罪证支持的情况下，也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在尚未拟出定案之前，包围大卫教的FBI使出各式手段要逼迫教徒离开，他们日夜不停地制造各种可怕的噪音让教徒无法入眠、阻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断水又断电，就是要逼迫这些教徒走出教团。
只要他们愿意走出包围，向FBI投降，就可以摆脱这些折磨，避免在下一起攻坚行动中受伤或死亡。
然而，即使只能喝雨水和吃军粮，还得无时无刻受到噪音的干扰，却只有11人愿意离开克瑞熙。
大多数的信徒仍然以坚持自己的信仰为荣，誓死如归，对他们而言，这些磨难都是使信仰升华，以获得末日救赎的过程，他们不会、也不该有其他选择。
围城到了四月上旬，FBI开始感到焦躁不安，毕竟从2月28日的冲突后，已经过了一个月多，即使费尽心思谈判，仍有包含23名孩童在内的85人留在大卫教中。
即使从大卫教提供官方确认“人质”安好、未受威胁的影片里，见到的虽然都是表态自愿留下的信众，却也让外界见到他与众多小妻子、孩童相处的画面，更见到未成年女童怀有身孕的景象。
这些资讯，加上之前从大卫教走出的孩童中，或多或少都遭受过暴力或性侵的证据，让当局更坚定要处理大卫教。
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便将FBI的调查报告上交给当时的美国总统柯林顿，报告中除了儿童受虐问题之外，更指出大卫教于谈判时展示自己的强大武力，足以摧毁包围网中的布雷德利战车。
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啻是对政府权威的一大威胁，再思及对峙过程中每周需投入百万美元，以及时时处于克瑞熙控制之下的儿童，司法部长与FBI都决定要采取武力行动，尽快压制克瑞熙的势力。
看见报告中令人胆寒的资讯，即使是想要和平解决，主张无限期包围大卫教以避免伤亡的柯林顿总统都不禁松口，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
4月19日，包围大卫教已经进入51天，FBI决定停止等待，采取行动。韦科春季的夜风向来柔和，但不知为何，黎明前却刮起了呼啸的大风。
早晨六点左右，FBI的协商人员先打了一通电话给大卫教副手史提夫·施耐德（Steve Schneider）提醒他们将要施放催泪毒气，并有坦克开始活动，但这不是针对性命的武力攻击，同时劝告教众注意自身安全。这一连串的警告得到的只是一句反问“你们要放催泪瓦斯进来？”以及迅速挂上的电话。
装甲车开始于外墙上炸出孔洞，施放CS催泪毒气——这是一种常见于各国的镇暴部队的警用催泪瓦斯，常用于驱逐骚乱群众与。
催泪毒气弥漫了整个区域，除了刺激眼睛，呼吸道与黏膜，这种毒气还会使皮肤有烧灼感，唯一消除这种痛苦的方法就是离开毒气包围的空间，停止接触便会逐渐好转。
这些教徒并不知道这天会以何种方式展开，又会如何落幕。在对峙了51天之后，他们仍然尽力维持着身为大卫教徒的作息。
当天启庄园的墙壁震动时，萝丝·瑞斗（Ruth Riddle）正坐在二楼的房间里研读圣经；瑞摩斯·亚伯拉罕（Remos Avraam）在楼下的用餐区吃着玉米片。
詹米·卡斯蒂略（Jaimie Catillo）则是被催泪瓦斯给呛醒，赶紧抓起了预备好的防毒面具。他们遵从柯瑞熙的指示，认为只要保持信仰坚定，其他什么都不必做，自己已经准备好面对末日了。
在此同时，FBI也放出广播，提出请教徒离开原地的要求，并希望他们不要再次交火。但即使在催泪瓦斯的包围之下，大卫教徒仍无人出逃，反而立刻以火力反击包围网。
FBI希望以不伤害性命的手段解除僵局，便持续增加CS催泪毒气的浓度以逼迫教徒投降。
“大卫，我知道你们在哪里，你们也晓得我们的位置，我们计划要将这区域非致命的催泪瓦斯浓度提高。我们会退出一段空间，好让你们可以平安出来。”FBI的协商专家在毒气施放的当下仍持续对内喊话。
到了中午，催泪瓦斯已经施放了六个小时，包围在外的FBI忽然发现大卫教内部竟有三处开始起火，火势蔓延迅速，现场四处传出惊骇痛苦的尖叫声，即使韦科镇上立刻出动消防车前往救援，这座天启庄园却还是迅速成为了炼狱以及炼狱的余烬。
他们亲眼见到一名女性出现在门口，但她随即又想转身回到火场。救难人员赶紧抓住她，并迅速扑灭她身上的火。
“是自杀吗？”他们在心中怀疑，但看着现场的惨况与飘落的大卫之星旗帜，即使是老于世故的探员也难以问出口。
在这场带走76条性命的大火中，大卫教的精神领袖克瑞熙也身亡了，根据FBI报告指出，克瑞熙的副手史提夫·施耐德在开枪射杀了克瑞熙之后，也自杀身亡。
至于FBI急欲救出、那些留在大卫教中的所有孩子连带他们的父母，也都一同罹难。教徒中只有9个人逃出，卡斯蒂略就是其中一人。
大卫教的委任律师坚持这场大火并非教团引发，没有任何人想要自杀，这可能是由于FBI装甲车造成的震动使灯笼翻倒，正巧落在稻草堆上；或是催泪弹发动后仍带有爆炸的火星，才会引燃大火。
FBI则提出内部的监听的录音与狙击手的录影，指出当时教团内部已经有计划地倾倒野营可用的易燃液体，并有纵火的讨论。
然而，在死亡人数惊人的情况之下，官方的公信力大减，所有的证据都无法洗清FBI的嫌疑。
更糟的是，在这过程中，还出现为了规避责任却露馅的瑕疵，例如现场使用的催泪弹种类、以及是否曾经拦阻消防车进入火场，这些都成为韦科惨案的疑点。
事后调查发现，大卫教中确实屯有大量军火，除了枪枝及在两次攻坚事件中所使用的一万两千发子弹之外，尚储有一百万枚子弹。
可惜再正当的理由，也无法与整桩事件中无辜死亡的人命相提并论，愤怒的舆论依然谴责政府跟FBI。
美国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立刻承担起韦科惨案的责任，虽然没有预料到最后会是这样的悲剧，但她是最初主张武力攻坚并争取总统柯林顿同意的人，同时，她也相信FBI在执行上是谨慎的。
但如果FBI跟政府部门都很谨慎，又怎么会造成这么惨重的伤亡呢？这个事件后续衍生了许多的诉讼问题，包括针对大卫教成员非法持有军火、谋杀政府探员，或是大卫教幸存者与家属针对国家过度执法的控告。
韦科惨案中对FBI处理方式的舆论变化，蓝色是赞同、红色是反对、灰色是不知道
在后来的开庭过程中，法庭还找到大卫教徒率先开枪挑衅的证据，甚至证明了FBI在4月19的行动，也属于政府合法自由裁量权之内，而催泪弹的使用更无滥权。
但这样的裁量结果却招来美国民众的不满，即使对象是超出世俗社会容忍限度的新兴宗教，但重视个人自由不受政府侵害的美国民众，仍然将同情投给了克瑞熙与他的信徒们。
事实上，在1993年事件刚发生的时候，人们还是支持ATF和FBI的。根据盖洛普民调显示，美国有七成以上的民众认为FBI施放催泪瓦斯是正确的选择，有24%的人们认为FBI已经等得够久了，60%的民众认为“早就该这样做了”，只有11%认为FBI应该继续等待，甚至不该攻坚。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的民调中，也有七成一的人相信2月28日首先开枪的是大卫教教众，八成六的民众认为那场烧死所有人的大火是大卫教自己放的。只有12%民众责怪FBI。
就连韦科与德州当地对于枪枝所有权特别重视的居民，也支持FBI施放催泪瓦斯的行为，认为出手对付这些拥枪的猪队友才能避免政府限缩枪械的管制，才能让韦科摆脱“发源地”的污名。
但随着大卫教委任的律师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所揭示的更多讯息、大卫教徒现身说法，即使这些控告都未能成立，却也引发了民众对于政府的检讨。
尤其在1999年发现了FBI在4月19日曾使用可燃性的武器，更是让当时下令的珍妮特·雷诺身陷调查疑云之中。
大卫教中真的有殴打婴儿的行为吗？谈判纪录中大卫·克瑞熙再三保证不会有自杀殉教的行为，难道这场大火并非大卫教徒所施放的吗？这样的议论四起。
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又因为多项丑闻支持度降低，使得公信力受到考验。在韦科惨案上，甚至传出“这些证据如此无懈可击，必定是政府在背后操弄”这种于阴谋论的说法。
认为韦科惨案主要责任该归咎于谁的舆情调查，可以看出第一项“大卫教/克瑞熙”还是拔得头筹。这显示人们清楚大卫教的罪行，但对FBI处理方式抱持疑虑。
1999年10月重新调查民众的意见，发现只剩下38%的民众赞成FBI当时的行动，许多人都对事件真相抱持怀疑。
再加上美国对于信仰自由、枪枝持有自由的传统，以及重视自己领地上的自主权，在在都让尚未危害社会的大卫教，因为这起悲惨的事件聚集了许多支持。
不过，隔年针对韦科惨案的最终报告（又被称作The Danforth report）出炉，舆论对政府的支持度又略微止跌回升。
因为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大卫·克瑞熙及其教徒的责任远远大过FBI——那么，为什么韦科惨案仍然时常被人提起，仿佛两方有着同等的过错呢？
主要还是由于美国于其后数年发生的各种枪击案件令破除拥枪传统、检讨枪枝政策的声音喧嚣尘上。在双方争议中，韦科惨案又重新被翻起。
大卫教徒的坚持与死亡，被加冠成为反对政府限缩枪枝管制这一方的义士——仿佛他们殉的不是信仰，而是对枪枝所有权的理念一样。
舆论立场夹在“”与“国家暴力”之间摆荡喧腾，而这一切争议，都建立在美国社会对自由的珍视之上。
就是这种将“对抗政府”与“捍卫自由”捆绑在一起的激进思维，间接引发了两年后的奥克拉荷马爆炸案——这是美国于911发生之前，最严重的恐怖攻击，更令人们将韦科惨案铭记于心，成为美国社会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